前一段时间，张春元同学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让写点回忆文章。苦思冥想、搜肠刮肚，总算拼凑了点东西。
入学
1958年秋天，我考入梦寐以求的汾阳中学，这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园林式学校，无论学习、生活环境和师资力量，在全省都是名列前茅。当时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那极左的年代，老师遭受批判，惊恐万状，有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有人茫然彷徨，不知所措，当然也有人春风得意，如鱼得水。我们初57班大部分同学十三、四岁，最小的贾建中、张春元还不满十二岁。放到现在，正是在父母跟前撒娇的年龄。而我们却过早地遇到了本不该承受的压力。三年来劳动的时间倒比上课的时间还长。
“三只手”
初中的时候，每年的夏、秋季节，我们都要到农村去劳动。1959年秋天，我们班被分配到南浦村帮助农民秋收，大部分时间是摘棉花。记得王惠明和高宁摘得最快，一天下来比当地农村最能干的妇女摘的都多，受到老师和生产队长的表扬。我真羡慕人家。吃晚饭时我说：“真恨不得多长出一只手来。”贾建中立刻说：“那成啥了？那不成三只手了？”众人大笑。
弄虚作假
有一天摘棉花的时候，我正累得头晕眼花，杜又春靠近我身边，趁人不注意，把她摘的棉花往我的棉花包里抓了两大把，当时我又感激又心跳，心想“这不是弄虚作假吗？”
偷懒
当时，每天天不亮集合的哨声就吹响了，直到天黑才收工，实在受不了。那天我的任务是铲粪，由于又冷又饿又累，我就找了个避风的地方，悄悄蜷曲在那儿。正朦胧间，只见语文老师温友谦朝我走来，想起身已来不及了，我索性闭上眼睛，他走到我身边，深深叹了口气，脱下自己的外衣轻轻地盖在我身上走了。我顿时感到心里酸酸的，也暖暖的。
其余的抬茅粪
那时候，每个星期劳动一天，大家最发愁抬茅粪。前一天晚上，就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作了安排，比如：有两个到食堂帮橱的，三个浇花的等等，最后照例写一句：“其余的抬茅粪。”不用看，每次我都是那个“其余的”。两人抬上满满一大桶茅粪，不仅费力，而且臭气熏天，我们从学校一直抬到冯家庄，一天下下来肩膀都压肿了。睡到床上火辣辣地疼。人家都说劳动有乐趣，我怎么就体会不到呢？
向老农学习
1959年夏天，我们班到宋家庄去帮助割麦子，郝立全同学头上箍了块毛巾，割得飞快。我们的书记高毅拍着他的肩膀对我们说：“大家要向老农学习啊！”
偷吃核桃仁
那时每年冬天我们都有一段时间捣核桃，从晚自习开始一直到下自习。为的是支援国家出口，也给学校创收点加工费。那时我们吃饭都是定量，晚上更饿的肚里“咕咕”叫。看着香甜诱人的核桃仁直流口水。一天晚上，正剥着核桃，突然停电了，眼前一片漆黑，隐隐听到周围有人大口吃核桃的声音，我实在憋不住了，就顺手拿了一粒核桃仁塞到嘴里，正要咬的时候该死的电灯突然亮了。众目睽睽之下，我只好把核桃仁硬生生地囫囵吞了下去。我真佩服自己的吞咽功能，虽然憋得两眼生泪，但居然没有划破喉咙。
前爪后爪
那时候麻雀被列为四害之一，学校布置大家消灭麻雀。具体考核办法是：每交两条麻雀爪，证明你消灭了一只麻雀。我自作聪明地对侯申玺说：“你交前爪我交后爪不就是每人消灭一只了吗？”申玺一愣，笑着说：“一只麻雀两条爪，怎么分前后爪呢？”
谁家锅底没黑咧
那时候大家都统一住校，每个宿舍住6-7人，一个星期日的晚上，熄灯后突然有一个物体向王圣锐砸去。王圣锐并不知道是怎回事，大声喊道：“谁咧？做球甚咧？”黑暗中有位同学蹑手蹑脚地走到他跟前，低声说：“不敢吼，这是窝子。”不想这话被别人听到了，次日便传遍了全班，该同学自我解嘲地说；“谁家锅底没黑咧？”
卡尔·马克思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荒唐的事层出不穷。当时汾中搞“插红旗、拔白旗”，不知从哪里调来一批胸无点墨的政治老师，他们在台上讲得眉飞色舞、唾沫横飞，台下的人却听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大家为了表示对方讲得好，还得不时点头，装出心领神会的样子，间或还要报以热烈的掌声。
有一次，讲到“卡尔·马克思”，该老先生居然多次一本正经地念作“卡尔点马克思”，令人忍俊不禁。
路远不会走近些儿
另有一位红旗老师，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说话办事东一榔头西一槌，毫无章法，有好事者给他送一外号“X凉棒”。有一天一名学生迟到被发现，他训斥道：“为什么迟到？”学生回答：“路远。”“路远不会走近些儿！”闻者无不愕然。
六二年实现共产主义
还是这位红旗老师，他经常给我们描绘六二年实现共产主义，到那时每人每天半斤牛奶，三两牛肉，两个鸡蛋甚至还有二两烧酒，边说边叭咂嘴，听得大家直咽口水。结果等到六二年，不仅没吃上牛肉鸡蛋，反而更饿了，气得人们背后骂他是骗子，平心而论，他不是有意要骗人，他也是受骗之人。
解放全人类
初中三年，正值国家困难时期，当时体会最深的就一个字“饿”。那时候老师教导我们：“你们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须知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的人，台湾的孩子们上不起学，甚至有的在马路上走着走着，就跌倒起不来了，饿死了。你们一定要珍惜今天的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努力学习，学好本领，长大以后解救世界上那些苦的人，解放全人类。”每当这时我不由的豪气顿生，仿佛觉得自己肩上责任重大，颇有点改天换地、舍我其谁的情怀。谁知几十年后改革开放了，一个真实的世界展现在国人面前，原来自己想着解救的那些“受苦的人”一个个脑满肥肠、吃香的喝辣的。此时，想到当年打肿脸充胖子的极左路线，想到自己儿时的“伟大抱负”，不禁哑然失笑。
几位老师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有几位老师的音容笑貌依然深深刻在我的脑海中：语文老师温友谦，和他的名字一样，温良恭俭、友善谦和、文质彬彬，讲课耐心细致、生动形象。曾经拍着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好好努力吧，将来准能当个作家。”可惜他老人家看走了眼，不成器的学生最终辜负了他的期望，作家没当成，倒成了“坐家”；代数老师孙介祺，衣着整齐，讲课有条有理。戴着一副老花镜，低着头从眼镜框上方看人，很是有趣；地理老师刘立炎，讲课时抑扬顿挫，妙趣横生。爱喝两口小酒，脸上总是红扑扑的；物理老师刘淑琴，一口地道的北京腔，原本有一个美满幸福的三口之家，可惜她丈夫姬存正（一个身材伟岸才华横溢的老师）被打成右派。从此劳燕分飞，家庭破碎，令人扼腕叹息；几何老师解海洲，讲课时简捷明快，深入浅出，举一反三。为人耿直，性格孤傲，对那些红旗老师不屑一顾。
冬天里的春天
那年头，正值反右运动刚刚结束，在那动辄得咎的年代，大家都人人自危，噤若寒蝉，随时都会有一顶莫须有的大帽子扣到你的头上，仿佛一年四季都是严酷的冬天。值的庆幸的是，我们班的同学相处的都很好，互相帮助，互相慰藉。杜又春同学乐于助人，热情似火，团支部书记王惠明思想工作细致入微，循循善诱，脸上永远挂着知心大姐的微笑，在那严酷的岁月里，给人以一丝丝春天般的暖意。
往事如烟
半个世纪过去了，如烟的汾中往事依然历历在目。曾记得，我经常和侯申玺、贾建中、张春元、武明山等人在一起讨论习题。和杜又春、贾伯坤、高宁、郝金兰在一起排演节目……。噢，对了还有孔繁铭，毕业后到现在半个世纪以来天各一方，从未谋面，当年那个书卷气十足，偶尔爱哭鼻子的奶油小生，而今已年近古稀，想来也儿孙绕膝，安享天伦之乐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