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老人忆“辛亥” 山西“首义”有汾人
——忆父亲二三事
我父亲武滋荣，字英华，山西省汾阳县聂生村人。1905年，父亲在太原武备学堂学习期间，作为第六期炮科学员，被满清政府官费派送到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当时正值孙中山先生组建同盟会，宣传推翻满清，实现共和的民主革命，父亲受其革命思想的影响，发奋读书，立志献身救国，并于1909年毕业回国。当时满清政府重视留日士官生的工作安排，当年11月，清廷陆军部召集在各省服务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举行会试，父亲与同期毕业回国的黄国樑、阎锡山等人一同参加了会试。试后，阎锡山名列上等，赏步兵科举人，授副军校；黄国樑和我父亲赏马兵、轻重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衔。黄任太原清军85标统带（团长），驻扎在太原南门外大营盘；阎锡山任86标统带，驻扎在太原城里。我父亲武滋荣被授予陆军43混成协司令部参军官职。
二十世纪初，山西是全国为数极少的几个“模范省”之一，在经济、文化、教育等诸领域均走在全国的前列。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10月22日西安举行起义，消息很快传到山西。新上任的山西巡抚陆钟琦，对革命党人驻省城陆军两标中的活动已有觉察，为防不测，紧急调兵遣将。
针对这一情况，山西的革命人士开会商量起义的日期和办法，决定由黄国樑标部下管带（营长）组织突击队，于10月29日举行起义，响应武昌。10月29日凌晨，八十五标一、二营的一千多名士兵全副武装，在狄村北口第二营盘内紧急集合，兵分两路向太原疾行。起义新军抵达新南门时，天色尚未破晓，便按预定计划埋伏于城门吊桥附近。
拂晓时分，起义军趁城门开启突然发起攻击，一营将士直奔巡抚衙门，杀死清廷山西巡抚陆钟琦；二营将士在南城墙上起义军小钢炮轰击的配合下，向城内发起攻击。太原城中大乱，满清官兵纷纷逃窜，太原市随即光复。因为这次起义是首先从新南门发动，所以，新南门在光复后改名为首义门, 原址位于今太原市五一广场。
山西光复后，阎锡山任山西省都督，黄国樑任兵站总监，我父亲任军务处长兼辎重教练所所长，从此工作在太原，投入反帝反封建运动。
1912年-1913年，我的大姐和二姐相继出生，父亲给她们起名为“正义”和“志刚”，由此可见父亲对民主共和的追求和执着。1926年10月9日，中华民国政府授予父亲少将军衔（阎锡山为上将，黄国樑是中将）。他们相互配合，堪称山西辛亥革命的先驱者。
父亲一生爱书，他的藏书不让别人随意翻动。我们家客厅最引人注意的家具就是两个大书柜，装满了父亲的书。父亲说留学日本时，他挤出的生活费都用来买书。父亲住西房，隔几天就来客厅换书。有一天，父亲来换书时把书放在凳子上有事离开，侍卫往地下洒水准备搞卫生，把书淋湿了。父亲返回见此景，非常生气，追问是谁干的，大家都不敢出声，结果每个孩子被打了一手板，以示警戒。由此可见父亲爱书之深。父亲关心子女学习，我们兄弟姐妹八人（四男四女），请了两个家庭教师，每天晚上检查辅导我们学习。年幼的孩子也要认字、描红。每年暑假，年长的哥哥姐姐都要回汾阳西阳城外祖父（朱学坚）处学古文。1929年寒假，父亲让我们每天晚上去他房间听他讲故事。他讲的故事有“孙中山几次遇险”、“福尔摩斯侦探案”，虽然他讲的语速较慢，但很生动，加上内容惊险跌宕起伏，我们都被吸引住了。在这里看到了父亲慈祥的目光，看到他对民主建国的向往，这也是我们最温馨的时刻。
父亲在日本留学时生活非常艰苦，主食大米，副食很少。同学中的富家子弟星期天可外出下馆子，父亲常则以茶水泡饭，终于酿成胃病。他在太原任职期间，有一年胃病发作，省政府马上送他去北平协和医院诊治。外籍医生告知：此病必须开刀手术方可医治。父亲要求医生出具手术安全书面保证，医生拒绝。父亲顾虑若手术失败，孩子们就立即成了孤儿（我母亲1926年已去世），于是拒绝做手术治疗。医生只好嘱咐他少食多餐养胃，他立刻返回太原，又投入紧张的工作。
1930年1月26日（阴历腊月廿七），父亲胃溃疡病突发，吐血不止，太原名医们束手无策。父亲自知不久于人世，托付其挚友黄国樑先生为我们兄弟姐妹的监护人，黄国先生应允。父亲安然而逝，享年49岁。
父亲逝世后，山西省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葬礼，省城吊唁三天。灵柩回乡时沿途设路祭，送到汾阳聂生村后，葬礼场地戒严，不少高官、同学参加安葬仪式。之后筑墓立碑，以示纪念。
父亲和阎锡山等留日陆军士官生，均为中国近代最早接受军事教育的革新派人士，在推翻满清帝建立共和的剧烈社会变革中，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也为后来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作出了贡献。由于年代久远，大量有历史价值的照片和珍贵资料均已失毁，值此辛亥百年之际，谨以此文缅怀。